《第一财经日报》 2008年7月4日 专栏

    时隔三个多月之后，温家宝总理再次表达了对美元疲软的忧虑。日前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赖斯时，温家宝表示，希望美国尽快渡过次贷危机，并希望美元汇率“尽快稳定”。

    弱势美元究竟符合谁的利益？

    首先应该排除的是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依赖着美国的消费市场，并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同时，美元的走低也受到了包括欧央行在内的发达国家货币当局的批评，因为弱势美元增加了它们控制通胀的难度。

    唯一有可能从美元贬值中受益的是美国。然而，这只是有可能，真实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首先，弱势美元对美国的外部不平衡于事无补。美元贬值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欢迎。美国长期的巨额贸易赤字意味着，要实现外部平衡，美元贬值是必要的。国际清算银行提供的实际有效汇率（REER）数据显示，自2002年的峰值以来，到今年5月美元汇率已贬值近1/4。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元更是在减息周期中义无反顾地掉头向下。美国产品的竞争力在这一轮美元贬值中的确有所提升，出口因此得以提振，同时弱势美元还抑制了美国的进口，降低了美国经济对消费的过度依赖。近期的数据显示，商品和劳务项目的赤字在扣除石油进口之后，赤字率大幅下降。

    然而，美国的经常帐户并没有像期望的那样得到改善。随着美国能源对外依赖度的提高，进口原油的赤字抵消了美元贬值带来的改善。结果是，美国一季度的经常帐户赤字增加到GDP的5％，扣除掉投资收益等项目，贸易赤字占GDP已接近6％，和2007年相比，可以说没有任何改善。显然，美元的走弱是油价高企的重要诱因之一。

    其次，美元贬值无法帮助美国减轻债务负担。当然，美国可以用贬值了的美元来偿还巨额外债。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对于持有大量美元的新兴国家来说，唯一能让自己的外汇储备缩水的是美国资产的贬值以及美国国内通胀率的上升。美元兑本币或是其他货币是在贬值，但我们不可能因此而大规模转向其他储备货币。既然我们在相当长时期内需要以美元的形式持有外汇储备，只要美元在美国国内不出现大幅贬值，美国的债务就很难因弱势美元而减轻，而利用美元对内贬值而逃脱债务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最后，弱势美元不能逼迫新兴国家更多地承担控制通胀的成本。这一点重要却有点复杂。迄今为止，本轮通胀至少有三点与1970年代有所不同，这三个特征让发达国家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其一，当前新兴经济体的通胀水平要高于发达国家，而1970年代欧美的通胀却十分严重。其二，本轮通胀主要是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扣除这两类价格的所谓核心通胀率并不高，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由于食品在新兴经济体的家庭中占有更大的比重，结构性的通胀对其的负面影响就肯定要大于发达国家。其三，发达国家的产品市场和劳工市场已经变得更加赋有弹性，这使得在这些国家发生工资－物价螺旋上涨的可能性大为降低；新兴国家则不然，粮食价格的上涨以及油价的放开已对新兴经济体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越南就是最近的例子。

    通胀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间的不对称分布，决定了新兴国家的货币政策必然领先收紧，就像我们已经在越南、印度等国家看到的那样。弱势美元的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供给都处于一个扩张期，而一旦紧缩就会带来经济增长放缓的痛苦。

    然而，美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问题在于弱势美元正在损害美联储控制通胀的公信力。如果本轮通胀仅仅是一个短期现象，那么上述故事就可能会上演，发达国家有可能全身而退，可是，一旦通胀周期持续下去，就像我们现在所能预期的，发达国家最终也将被通胀吞没。事实上，美国国内的通胀预期已经开始上升。针对美国消费者的一项调查显示，未来五到十年的平均预期通胀水平已经达到了1995年来的最高值。在英国也是一样。公众一年领先调查也已跳升至英国央行1999年开启这项调查以来的最高值。

    无论如何，弱势美元都不应该成为一种战略。这是对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滥用。最终，没有人能从弱势美元中受益。

致John

2008年6月28日 

青春的风帆从浦江启航

满载我们殷切的期望

温暖的港湾彻夜守候

盼你再来

把花火点亮

《上海证券报》 2008年6月27日  专栏 

    纪念马尔萨斯的时刻到来了。

    最近两年间，国际米价和小麦价格已然翻倍甚至上涨到三倍。粮价暴涨相继在喀麦隆、塞内加尔、菲律宾和埃及等37个国家和地区引发抗议和骚乱，食品骚乱让海地总统普雷瓦尔面临着下台的危险，甚至在中国香港特区以及美国这样的成熟经济体，也出现了抢购大米的风潮。

    高企的粮价正在成为真正的杀手。世界银行警告，全球超过一亿人口面临因高粮价而陷入赤贫。

    然而，在马尔萨斯看来，这个杀手在做的仅仅是一种必需的矫正。

    1798年，马尔萨斯的小册子《人口论》问世。书中悲观的结论在人口和食物两者增长速度的差异上展开：人口增长没有限制，而食物增长受制于土地的有限性；或者说，人口按几何基数增长，而食物按算术基数增长。结果，人类必须依靠“积极的矫正”来让人口增长和食物增长重新回到平衡。这些矫正的手段包括，饥荒、疾病和战争。这些残酷的手段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人口数量和养活他们的粮食的数量相匹配。

    在1803年的第二版中，马尔萨斯引入了道德限制，弱化了他最初的残酷判断。道德限制是通过降低出生率而不是此前强调的提高死亡率来起作用。如果人类推迟结婚并养更少的小孩，人口和食物供给之间的张力也会得以缓解。这些道德限制被马尔萨斯称为“防御性矫正”。

    如果马尔萨斯是正确的，那么对于现在因粮食而起的动乱和人道主义灾难，我们也只好一声叹息，无计可施。

    然而，马尔萨斯的幽灵只属于工业革命之前的丛林世界。一方面，当马尔萨斯写作《人口论》时，他忽视了已经在英国发生的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即工业革命。工业革命蕴涵的技术革新，空前推动了生产发展，人类养活自己的能力远远超越了算术基数式增长。马尔萨斯的结论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工业革命之前人类艰苦挣扎的一个悲观总结。

    另一方面，马尔萨斯的人口预言也不成立。从欧洲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家经历了人口结构的转变。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大幅下降，并且，人口增长最终在一些国家开始下降。

    无论如何，马尔萨斯没有预见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在粮食空前丰裕的背景下，饥饿和争夺正在贫穷国家蔓延，在富裕国家引起抗议。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2007年国际谷物产量达到创纪录的21.08亿吨，并在2008年将创下21.64亿吨的历史新高。其中大米产量将增加730万吨，小麦产量增长4100万吨。

    既然，近年世界粮食产量处于历史峰值，为何全世界仍有大规模人口正不断陷入饥荒，遭受食物危机呢？

    问题不在于马尔萨斯所论证的粮食的相对匮乏，而在于政治方面，在于国际粮食市场的紊乱，在于人类之间的不信任。这有点类似于凯恩斯所说的“丰裕中的贫困”。

    政府常常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尤其是当有多个政府参与博弈的时候。在我看来，粮食危机的逻辑是这样，因无法控制海湾局势，美国等少数国家不得不另辟蹊径以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因而通过法案对用粮食生产乙醇等生物燃料进行补贴，这种非正常需求未能改变油价高企的现状，却将粮价打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用于生产生物燃料的粮食所占比重虽然不大，但对国际粮食市场的破坏却是巨大的。粮食的这种“创新”用途让人们看到一个无底洞，并赋予了粮食更多的战略色彩，粮食不光是能直接间接地变成食物，而且还能够变成SUV的燃料；粮食问题不仅是人与人之争的问题，还是人与机器之争的问题。“机器吃粮”的时代已经初露端倪了。

    在美国，有五分之一的玉米作物用于乙醇生产；而在欧洲，一些菜籽油被用做生物柴油。显然，这些欠妥的政策诱导农民将大量耕地从小麦种植转向了玉米、大豆和油菜籽的生产。欧美人士也许会说，制作生物燃料不是问题所在，因为，今年国际小麦产量仍然从2006年的5.965亿吨上升到2008年的大约6.473亿吨。另外，由于种植条件悬殊，玉米制乙醇也不会导致大米的减产。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国际粮食市场原有的脆弱平衡被打破了。 2007年，全球被用作生产燃料的粮食超过1亿吨。恰恰是这1亿吨，打破了世界粮食市场维持多年供需平衡关系。2007年，全球粮食储备总量已经下跌到3.09亿吨，仅仅相当于54天的全球消费量，而1999年全球粮食储备水平相当于115天的全球消费量。

    预期更是悲观的。据美国最新的《能源法案》，到2022年美国的生物能源使用量将达到360亿加仑。有分析称，也许美国通过玉米提炼出的乙醇量能为其节省的汽油不到当年存储量的1%，却让全球粮价上涨了近四成。

    起初，生物燃料问题引起粮价开始攀升，随即引发了市场恐慌、出口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商品期货的投机行为，这些因素才使价格飙升愈演愈烈。为了保护本国消费者免受世界价格高涨的影响，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对大米和小麦出口实行了管制，这些国家包括了阿根廷、巴西、俄罗斯、中国、印度、乌克兰、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埃及和印度尼西亚。

    粮食出口管制正在全球流行，而出口管制导致可供国际贸易的大米和小麦数量减少。据世界粮农组织估计，2008年世界大米贸易量将从2007年的3470万吨减少到2870万吨，小麦贸易则从1.13亿吨减少到1.06亿吨。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施出口管制，粮食贸易最后的实际减幅可能更大。在全球粮食获得历史性大丰收的背景下，若无这些限制措施，谷物贸易的萎缩和粮价暴涨就是不可思议了。

    粮食出口国实行限制出口会稳定国内市场，但是国际粮食市场却会变得日趋紧张，减少了可供国际间交易的粮食总量，并通过替代效应波及到其他粮食品种，结果是每个国家都进口不到自己需要的其他粮食品种。

    马尔萨斯在过去两个多世纪中，都被证明是错误的。然而，极为讽刺的是，在全球谷物产量将达到有史以来最高值的今年，却有更多的人在挨饿。或许，马尔萨斯的幽灵正以另一种变体重现地球。

《环球财经》 2008年第7期 专栏 约稿

    当欧央行在1998年6月2日正式成立时，它收到的祝福远远少于攻击乃至诅咒。后来担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说它是一个“病态的早产儿”。 在给欧央行第一任首席经济学家易辛的信中，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写道：“衷心地祝贺您接下了这份难以完成的任务。”哈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甚至警告说，欧元将招致战争！这些人可都不是等闲之辈啊。

    换个角度看，这些重量级人物的拍砖折射了欧央行事业的开创性：在十几个政治独立的国家统一货币，其意义比起秦始皇统一六国货币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十年之后，最初的病态婴儿已长成翩翩少年；多方面指标显示，其健康状况良好。欧元成员国从10年前的11国增加到现在的15国，人口达3.2亿，GDP总量与美国相当。1999年到2007年间欧元区，物价平均上涨2.04%；自欧元正式流通以来，年均通货膨胀率为2.1%。欧元也已树立国际信誉，成为仅次于美元的世界第二大货币，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四分之一。随着美国经济的步入衰退和欧元区经济的相对坚挺，进来欧元对美元汇率创出1欧元兑1.6美元的历史新高。要知道，欧元汇率在2000年曾一度跌至0.82。

    令人称道的是，十年里欧央行还经受住了一些考验，如新经济泡沫的产生和破裂、股市的动荡、恐怖威胁等，欧洲央行都很好地化险为夷。人们曾担心，因协调困难，欧央行可能要化很长的时间才能达成行动共识。欧央行对次贷危机的反应给出了正面回答，成就其迄今为止最为出彩的一笔。当隔夜利率在去年8月9日大幅上升时，欧央行立即召开会议，并在数小时内，以4％的政策利率无限量地向市场提供一天期贷款。欧央行果干的行动避免了严重的信贷紧缩在欧洲市场上的蔓延。

    整体而言，欧央行的成功出人意料，令人振奋。在这一点上，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 “前倨后恭”式的大转变最有说服力。在欧元设立之初，格林斯潘曾持激烈批评态度，而在其不久前出版的回忆录中，他写道：“欧元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对欧洲同行所做到的一切感到吃惊。”他甚至担心，“欧元会取代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储备货币”。

    无论如何，在当前这个时刻对欧央行说过多赞誉之辞还是不合时宜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央行的首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确保欧元购买力，每年的通胀率应控制在2%以内。可是，欧元区最近（2008年5月）的通胀率却高达5.6%。而回顾十年历程，欧元区大多数年份的通胀率都在它设定的目标之上。十年前，德国央行银行将其货币政策主权让渡给欧洲央行时，德国的通胀率是1%，之前两年的分别是1.4%和1.9%，而今年的预期通胀率为3％。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至少有1/3的德国公民表示愿意舍弃欧元，回归马克。

    当然，没有证据显示，欧央行的表现弱于其国际同行。此轮通胀毕竟是一个全球现象。问题在于，欧央行未来要面临的挑战很可能要更加艰巨。

    欧央行的信誉是建立在其独立于某个政府，因而能更坚定地执行反通胀政策，未来的挑战也正是在于这一目标是否能够得以坚持。笔者的主要担心在于，由于PIGS四国（指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这四个国家的英文首写字母合起来意思正好是“猪”）很难自己摆脱积弱的经济表现，以至于欧央行最终不得不放松货币政策来拉他们一把。

    成为欧元区一员后，葡萄牙的借款成本大幅下降，提振了1990年代后几年的经济增长，失业率一度降到3.8％。与此同时，过热的经济引致了通胀压力，降低了国内产品相对于进口品的竞争力，并导致经常账户恶化。葡萄牙1995年经常账户还是平衡的，到了2000年已经恶化到赤字占到当年GDP的10％。截至今年一季度，葡萄牙的经常账户赤字仍占GDP的8％，失业率则攀升到7.6％，经济增长明显下滑。西班牙和希腊的情况与其类似。西班牙的经常帐户赤字去年达到了其GDP的10％，希腊更是达到了GDP的12％。意大利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实际有效汇率高企、经常账户逆差以及经济增长滑坡，并且，意大利没有经历欧元区成立之初的繁荣。

    正在经历困难的国家很容易将困难归咎于欧央行和欧元，并施压降低利率。然而，就欧元区其他经济体来说，放松货币政策没有必要。东西德合并后，德国的工资增长一直低于物价上涨，竞争力因此得以提升，经常账户从赤字状态稳步改善为去年的顺差占GDP的6％。奥地利、芬兰的经济表现也较为强劲。

    这意味着，欧元区内部这样那样的区别，使其看起来并不合适作为一个最优货币区而存在。然而，支持欧元区的人也可以说，即使美国也存在的明显地区差别。中国更是如此，各地区在财政和物价上的差别很可能要大于欧元区各国的差异，这不也没影响给不同脚穿上同样尺码的鞋子吗？

    问题在于两方面。经济上，美国各洲或中国各省间，存在更强大的财政转移支付，竞争也更为充分，这些条件是某区域丧失独立货币政策和汇率丧失后，关键性的调整机制。

    政治上，欧央行会受累于其令人羡慕的独立性。如果PIGS四国仍旧延续低糜，那么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压力将会剧增。令人担心的是，出现这种情况时，欧央行还能否不计成本地执行强硬的紧缩政策。欧央行不像其模板德国央行那样能够获得政治支持，所以很容易在政治压力下作出让步，结果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一个弱势欧元的时代。

《南风窗》 2008年6月第13期 约稿 

    汶川地震造成了巨大生命财产损失，悲痛之余，不少人建议当前放松货币政策，为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金融支持。比如，有学者问道，遏制通货膨胀重要，还是公众的基本生存重要？这是一个不难判断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巨大而深远的宏观经济冲击，导致任何紧缩性政策已经丧失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

    不过，从紧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是否应转向的激辩已尘埃落定。权威部门从理论和政策上否定了所谓的“放松论”。中国人民银行6月7日下午宣布，决定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至17.5％，分别于2008年6月15日和25日分别按增加0.5个百分点缴款。

    此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宏观经济分析小组6月2日发布研究报告认为，震灾不会改变经济运行基本面，但会增加短期通胀压力，目前宏观经济运行的最大风险，仍然是物价全面上涨的压力。这为央行继续执行从紧政策提供了舆论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调整与否都需要理由。那么，货币政策“咬定”从紧不放松的理由到底何在？不放松的金融政策还能为灾后重建做些什么呢？

震灾改变的很少

    在国人眼里，地震带来的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和创伤；在央行眼里，地震带来的是什么？这是一个有关“是什么”的实证问题，撇开个人的感情色彩和价值判断来看，答案是：震灾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并不大，与经济衰退相比，地震更多地是造成了通胀压力。

    首先，地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影响微弱且短暂。工业上，四川省的GDP相当于中国GDP的4%左右，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比重，并且，震情最严重的11个县（市）合计的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的0.17%，且重灾区没有大型矿产资源，对整个工业产出影响较小，目前震区生产恢复也较为迅捷。

    农业上，地震对农产品供应的冲击相对有限。据人行宏观经济分析小组的初步估计，位于山区的11个重灾县（市）的合计粮食、油料与肉类产量分别占全国0.21%、0.34%和0.53%；生猪死亡79万头（不少数据显示，这个数字可能被低估），占全国现有存栏量的0.2%，占比都不大。这些减损可以通过临近省份和全国范围内的调度平衡掉，对全国农业生产和灾区人民的生活不会有太大影响。

    此外，四川也不是位居前列的服务业和出口大省，震区这两方面在全省和全国的占比也很小。

    其次，地震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轨迹。人行宏观经济分析小组发现，尽管日本1995年和台湾1999年大地震发生在中心城市和人口稠密区，直接经济损失分别占当年GDP的1.8%和3.5%；但地震对工业产出和GDP的负面影响比较短暂，为改变经济整体走势。地震当季，日本和台湾GDP实际增速环比分别下降0.6和1.8个百分点，当月工业增速环比分别下降1.6和8.6个百分点，但震后数月即恢复正常，两个经济体当年GDP增速还分别比上年提高0.8和1.2个百分点，工业生产增速比上年分别上升2.3和4个百分点。这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最后，地震将增加物价稳定的压力。灾后重建可能明显提升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这些物品在当前的物价走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影响物价形势的最敏感的组成部分。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国家发改委表示，将密切关注地震地区的主要商品价格，并已在部分地区启动部分物价的临时价格管制以防止出现飙升。

    惨重的地震灾害也对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了震动和变数，不过，地震主要加剧的是通胀担忧，不是经济衰退，这与现行的紧缩调控的着力方向是一致，并没有发生背离。

灾难中的货币政策

    放松银根不是应对灾难的定然之选。灾难期的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综合各项经济指标表现和预测的基础上，视情况而定。简单将这次震灾与“非典”或美国“9·11”事件相联系并不合适，得不到我们所需要的决策信息；地震没有动摇市场信心，更没有出现悲观情绪笼罩下的流动性萎缩。

    主张放松调控的论者提到，美国“9·11”之后，美联储果断大幅降息，三个月内连续四次降息，有效提振了市场信心。然而，这主要是考虑到恐怖事件对人们信心的打击，对市场流动性的蒸发。

    与此相反，飓风“卡特里娜”虽然重创了美国的南部数州，损失规模惊人，但美国经济当时正处于上升通道中，飓风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较为有限，美联储仍坚持将打击通胀作为首要任务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在飓风过后不足一个月时进行了第11次加息。

    反观我国，地震并没有影响造成类似负面效应。事实上，政府对灾难作出的快速反应，以及各界立即展开的救援捐助活动坚定了各界信心，并且，地震也没有导致金融系统的流动性紧缩。在经历了短暂的震动之后，市场重归平稳。这与“9·11”时美国金融市场的波动也不具有可比性。

    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当前的形势与五年前的“非典”时期相联系。 “非典”在2003年4月份对整个国家构成很大的冲击，不得不把事先设计好的有关适当收紧货币供应量政策调整为冷静观察。

    然而，“非典”时期至少在两个方面与当前的形势大有不同。其一，“非典”波及范围极广，严重影响了生产消费出口等经济活动，更重要的是，“非典”打击了人们的信心，滋生出明显的悲观情绪。这些现象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其二，“非典”时期的宏观经济景气周期处在刚刚开始启动恢复的阶段，当时的通货膨胀也在较为低位的通道运行，保护经济增长势头的重要性超过了控制通胀抬头的重要性；而当前经济景气周期则处在经济增长高位运行、通胀形势演变有加速恶化的阶段，宏观调控的主要矛盾已变成防止经济增长过热和控制物价加速上涨。

    考虑到这两点差异，灾难时期的货币政策不能一概而论，而应顺势而为。

    如果要进行比较，笔者认为，年初的严重雨雪冰冻灾害更具有可比性。两次灾难发生的时间间隔较短，宏观经济形势大体相同，并且，其主要负面影响体现在对物价上涨的压力，对实体经济增长未构成重大挑战。我们注意到，年初困难时期同样有声音要求放松紧缩调控，但宏观政策环境并没有改变，事实证明这是明智的。这次也是一样。

通胀挑战

    未来的最大挑战是物价稳定。

    经过前四个月的高度紧张之后，好消息似乎正纷至沓来。商务部最新公布的农产品价格监测数据显示，5月26日至6月1日，36个大中城市重点监测的食用农产品价格总水平较前一周下跌0.7%，连续八周呈回落态势。58种主要商品中，价格周环比下跌的占46.55%。

    具体来看，蔬菜整体价格跌幅为8.2%，监测的20个蔬菜品种中，价格下跌的有17种；食用油价格也略微下调，其中豆油、花生油价格分别较前一周下跌0.3%和0.04%；粮食价格平稳。震区的肉价甚至还略有下降。

    农业部6月4日表示，如果近期不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今年夏粮总产有望实现建国以来首次连续五年增产，单产有望再创历史最好水平。

    据此，多数的预测认为，5月份CPI将降至8％以下，为7.6％左右。下半年因翘尾因素作用的下降，CPI上涨还会有所舒缓。

    与此同时，外部也传来利好消息。美联储减息已近见底，欧央行和英国央行反通胀立场坚定，澳大利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央行最近执行了加息政策。

    然而，物价更为全面的景象是，通胀正在全球范围内演变成一种趋势，并有长期化特征。

    全球正在经历堪比1970年代的高速通胀，并且此番通胀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将超过发达国家。前4个月，我国CPI上涨8.2%，这是12年来的新高，一年前的通胀率仅有3％。俄罗斯最近通胀更达到了14％。大多数石油输出国同样也正在经历着两位数的通胀。印度中央银行更加关注的批发价格指数为4年来的新高7.8%。印尼的通胀已达9％，随着政府提升燃油价格25－30％，通胀率将升至12％左右。拉丁美洲的通胀史以惊心动魄著称，现在的通胀形势比历史上的最严重时期已有所缓解，即便如此，巴西、智利和阿根廷最近的通胀率也都分别达到5％、8.3%和8.9%，远远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在发达国家，G7通胀率由去年同期的2％提升了现在的3％左右，并不像新兴国家严重，但令人担忧的是，与通胀压力抬头相伴随的是经济增长放缓：美国经济徘徊在衰退的边缘，而欧元区经济增长也开始放缓慢。

    中国通胀压力的长期化还有着内部因素支撑。一方面，我国当前的通胀率被低估，随着时间推移，全部通胀压力显性化的压力就越大。与开放的小国经济体不同，部分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规模、食品的自给率，中国的通胀还没有出现加速上涨的苗头。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较低的物价并没有反应真实的通胀压力。资源市场化改革还相当滞后。在价格管制下，燃油、粮食、公共服务等与家庭生活费用直接相关的重要价格与国际市场的价格走势并未接轨。如果全球通胀会持续下去，国内外重要商品的价格背离到底能维持多久就自然是一个疑问。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会进一步加大通胀压力。此轮价格上涨的领域正是我国存量体制集中的领域。在农产品部门，我国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效应未完全消除。当前，几乎所有的农业生产投入品价格都在上涨，而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则受到限制。要巩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这种状况很难持续下去。在资源品部门，我国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环境成本一直未能体现在企业的生产成本中，随着节能减排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能源价格将逐步体现其整个的社会成本。

灵活的金融扶持政策

    既然地震不改变经济整体走势，既然通胀压力仍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那么货币政策当然应该继续从紧。从紧的重要性未因年初严重的冰冻雨雪天气而改变，同样也不应为地震灾害而改变。在当前形势下，放松调控的建议可能是药不对症，应对灾难的正确宏观调控政策是应该坚持从紧基调不动摇。

    紧缩宏观调控所获得的初步成效来之不易。最近的经济金融数据显示，流动性过剩局面出现一定程度好转。储蓄存款明显增加，居民户贷款和居民消费贷款则有所下降。这表明，过剩流动性已有部分回流银行系统，央行提升存款准备金率等回收措施将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但为了避免中美利差进一步扩大，而导致投机资金加速涌入，负利率现状一时难有改观。我国当前的实际利率（名义利率扣除通胀率）为－4％左右，而有研究显示，维持宏观经济经济平稳的中性利率约为8％，两者相去甚远。这体现出，货币供给的总体环境还是偏松的，谈不上紧缩过度。

    当前，救灾最需要的是微观的、有针对性的金融扶持政策，而不是一刀齐式的放松。人民银行已决定对受灾严重的川甘两省安排增加共计为55亿元的支农再贷款额度，集中用于解决辖内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支付头寸和流动性需求，以及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的信贷投入。最近的上调准备金率政策同样规定，地震重灾区法人金融机构暂不上调。这些举措具有很强针对性，还可以强化。

    相反，如果就此放松整个货币信贷系统的信贷规模限制，则可能是反应过度了，并对政策的连贯性和公信力造成负面影响，容易引来政策还会继续放松的预期。笔者的预测是，如果放松调控，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物价上涨可能会被放大，并传染给其他部门，这种局面是政策面最不愿意看到的。

——危机中的货币政策笔谈之五

《上海证券报》 2008年6月11日 专栏

    货币政策是否应为震灾放松？近期对这个话题如火如荼的激辩嘎然而止了。中国人民银行6月7日下午宣布，决定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在本月内分两次按增加0.5个百分点缴款。地震重灾区法人金融机构暂不上调。

    这次准备金率调整多少有些出其不意，没有“等得及”5月份数据的公布。此前的调整通常是在重要统计数据公布后立即做出的。在笔者看来，提前调整意在打消货币政策可能放松的猜测，也不想让相关激辩再进行下去。当局想强化的一个信号是，从紧货币政策未因年初的冰雪灾害而放松，也不会因四川震灾而改变。

    最近，笔者和同事们合作研究了境外金融抗灾的大量经验案例，我们的确找不到自然灾难与放松银根的必然联系。

    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佐证是，2005年夏季飓风“卡特里娜”重创了美国的南部数州，虽然灾害损失规模惊人，但美国经济当时正处于上升通道中，飓风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较为有限，美联储仍坚持将打击通胀作为首要任务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在飓风过后不足一个月时进行了第11次加息。我国此论的经济周期高峰可能已过，这和美国2005年情况略有不同，但相同的是，控制通胀都是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

    当然，灾难发生后，货币政策放松的案例也有，但放松主要不是因为灾难造成了重大损失，而是另有隐情。我们来看两个情况。

    一种情况是灾难对市场信心造成严重打击，市场流动性因此显著收缩。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危机造成的直接影响在10月份已基本结束，但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受到消极影响，GDP增速预测出现下降。监测到这些情况，美联储果断调整了其货币政策，在“9·11”之后的三个月内连续四次降息，累计幅度远大于正常情况，有效提振了市场信心。

    另一种情况是灾难正好在经济衰退期发生，为防止衰退加剧，货币政策需要加力放松。台湾1999年“9•21”大地震发生时尚未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岛内出口就业形势悲观。为此，震后台湾“中央银行”释出1000亿元邮政储金作为项目低利融资。这显然意味着，灾难发生后，为配合灾后重建，央行推动了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张。

    应该说，上述两种情况均不符合我国的现状。震灾没有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前景，也没有打击金融市场的信心并导致流动性紧缩；当前宏观经济整体形势也不处于紧缩通道。

    灾难就是灾难。灾难的损失必须有人承担。在多数情况下，主流的灾后融资框架是，损失首先应该按商业合同由金融市场承担一部分，比如，保险赔付。在金融发达国家，巨灾债券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次，财政（包括各类捐赠）应承担相当一部分，尤其是受灾严重的地区和群体的损失。再次，是政府参与金融市场灾后重建。比如，提供担保，鼓励银行发放重建贷款。最后，余下的损失只能留给私人承担，这是无法回避的。

    那么，放松货币政策意味着什么呢？放松货币政策实际上表示，通过扩张货币供给为损失买单。这无异于在战争时期，政府向央行透支，央行多印钞票供政府开支，当然，这终将造成通货膨胀。

    一种最简单的货币政策埋单的方案是，央行可以让商业银行免去灾民的债务，然后由央行向商业银行支付这笔损失。然而，这种做法如果说曾经有的话，现在也难觅其身影了。1998年洪灾后孟加拉国的信贷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80年代的洪灾中，银行通常取消受到影响的贷款，不同的是，虽然1998年农业贷款大幅增加，但既有贷款只是延迟偿还。台湾政府在“9·21”地震后出台的一系列金融扶持政策是在维持原有债券债务关系的基础上开展的。这也是美国金融业应对巨灾的做法。

    因而，一出现重大灾难就要求放松货币政策是缺乏国际经验依据的。

    不过，这不是说，我国的货币政策和多难兴邦转化中将无所作为。鉴于我国货币政策较为浓厚的数量型色彩，区域化的货币政策或许比国外拥有更大的操作空间。

    我国地域广阔且地区差别很大，即便是同样的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间的效应也有所不同。对于货币政策效应而言，地区差别体现在地区经济结构的不同、市场化进程的不同、金融市场深化程度的不同以及金融结构的不同等等。由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需要传导中介和机制，如果各地区的传导中介和机制不尽相同，货币政策在地区间的有效性也就会有大有小，有强有弱。这些方面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同样，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中数量型工具占到了很大的分量，在此论宏观调控中，这一特征也得到凸现。自2007年年初至今，存款准备金率共计上调15次，今年也已五次上调。当前准备金率的上缴办法是，各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按法人统一考核。这就为实行地区差异化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提供了方便。比如，这次调整准备金率规定，地震重灾区法人金融机构暂不上调。因而，可以在保证整体紧缩的情况下，不影响灾后重建的资金供给。

    另一个可以发挥的空间是信贷规模。信贷规模的控制在当前的紧缩调控中占有重要地位，除非宏观经济基本面出现逆转，否则信贷规模不会全面放开。不过，信贷规模通常计划到各省甚至各地区，可以局部增加震区的信贷规模额度，来为灾后重建提供金融支持。

    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较好地契合了我国地区差距大、货币政策工具偏数量型的国情，并有望帮助实现由多难向兴邦的转化。值得联想。

《中国经营报》 2008年6月10日 2008中韩论坛特刊 约稿

    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韩国的金融历程改革印证了这一点。伴随着经济的崛起，战后数十年间韩国的金融发展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弊端重重，危机四伏，金融改革并未契合经济发展基本面的舞步。金融体制的深层矛盾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以夸张放大的形式彻底暴露出来，幸运的是，韩国的金融体制在变成废墟前实现了涅磐。

    反观中国今天的金融体制，看起来与韩国二十年前的情形颇为相似。中国需要的是韩国金融体制创造性变迁的成果，而希望避免经历一个摧枯拉朽式的破坏过程。这是我们迫切需要了解这个先发近邻金融改革路径的原因。

    从优等生到问题学生

    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的韩国金融制度变迁基本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战后到1980年代的工业化起飞过程中的金融压抑阶段。此时，整个金融系统服务于政府主导下的快速工业化战略。虽然早在1950年韩国就通过立法搭建了银行部门的规范框架，但这些法案未得到切实履行。

    第二阶段是1980年代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阶段。1980年代初政府开始用间接信贷控制来取代直接信贷干预，弱化市场进入壁垒，给予银行更多的管理经营自由权，实现地下金融合法化，并允许成立商人银行与短期融资公司。同时，对外开放的力度也较大。政府于1984年批准成立了两家与外资银行合资的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在韩国设立分行的数量到1989年已达66个；国外证券公司也被允许设立代表处，并可持有韩国证券公司的部分股份；1987年，韩国的人寿保险市场也对外国开放；同期韩国国内金融机构获准投资海外金融市场。

    第三阶段是金融自由化阶段。进入1990年代，韩国政府认识到此前金融改革的片面性和不彻底性，决定深化金融体系自由化。1993年，韩币实现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同时外资银行在韩国国内的分支机构实现了国民待遇。到1995年，外国投资者被允许直接投资于韩国国内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并解除金融机构境外短期借款的限制以及短期外资流动的障碍。

    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被亚洲金融危机打断。韩国的经济金融在危机中遭受了沉重打击和巨大损失。1997年的后三个月中，韩元对美元狂贬75％，股市暴跌70％以上，外汇储备锐减至40亿美元，多家大企业和银行倒闭，1998年韩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历史最低点－6.7％。韩国从学习美日的“优等生”变成了“问题学生”，紧急向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申请了全方位援助。

    从金融改革到金融危机

    实际上，危机前的韩国金融改革看似顺风顺水，实则暗藏诸多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只是个外因，它是通过韩国金融体制内的种种内因起作用的。韩国危机前的金融体制与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的密切关联。

    首先，金融体制不健全，官办金融色彩浓厚，财阀介入金融机构经营。长期以来，韩国实行“官制金融”，政府将金融业作为执行宏观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工具，直接控制银行的信贷经营，以及市场交易活动范围等。银行出现大量“人情贷款”、“优惠贷款”，形成“银行超贷”、“企业超借”现象。资料显示，从1993年起，韩国政府干预性贷款占主要银行贷款总额的60％以上。仅1997年上半年，韩国政府就强迫商业银行、综合金融公司向5家濒临倒闭的企业集团提供贷款22万亿韩元（占全年货币供应量的10％）。

    其次，金融开放失序。韩国至90年代起，大幅放宽外国投资国内证券与债券市场，但为保护国内企业，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海外借款等企业筹资管制则未放宽。结果是，金融机构承借巨额短期外债，融通国内企业的长期资金需求，此种以短支长、依赖外债的做法，导致企业财阀的财务结构明显恶化，金融机构呆账增加。

    再次，僵化的汇率体制和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联系汇率制使韩元自1995年以来到1997年一直处于高估状态，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三年的经常项目一直逆差，并在1996年达到创记录的237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4.9％。为了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只能求助于资本项目下的外资流入。

    最后，对外负债过多，债务结构不合理。韩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积累不足，经济增长的重要资金依赖外债。至1997年11月，韩国的外债余额达到1569亿美元，并且中短期债务比例过高，一年内到期的短期债务占2／3，仅1998年3月底前需偿还的债务即达216亿美元，在全球各国短期债务余额中所占比例最高。

    从金融危机到金融自由化

    韩国政府认识到，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虽是国际金融投机导致的外汇储备短缺，但本质上是本国低效畸型的金融体系所致。为此，从1997年12月起，韩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583亿美元的援助后，遵循IMF和世界银行提出的一揽子措施，开始进行全方位的金融改革。

    为恢复金融业的国际信誉，韩国按照与1997年底与IMF达成的协议，果断关闭了无力清偿债务的14家商业银行和2家证券公司，在1998年6月，韩国政府又关闭了5家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商业银行。同时拿出大笔资金，重组有挽救余地的金融机构。截至到2004年4月底，韩国政府为金融机构重组共投入了165.5兆韩元的公积金，这接近韩国GDP总量的四分之一。

    为改善资本项目开放失序等缺失，政府实行了更加彻底的金融自由化。从1999年4月起，金融机构承办外汇业务不必经过审核。除外国人在国内金融机构开立一年期以下的韩元存款、未委托证券公司下单的海外证券投资，以及直接与海外金融机构订立衍生金融商品契约等外汇交易仍受限制外，未表列的外汇交易均已自由化；至2000年底，除国际犯罪、洗钱与赌博等外汇交易外，资本项目全面自由化。

    并且，韩国还加速引进外国直接投资。韩国政府修改外国投资法规，采取租税奖励与设立投资园区等措施，目前在1148个部门中，仅剩31个部门（如国家安全、公共卫生等）未完全对外开放。

    与此同时，为缓和国内储蓄不足，韩国政府陆续开放债市、股市与货币市场。债券市场：1998年底，政府公债、公共债券与公司债券开放予外国投资。货币市场：1998年2月放宽外国投资短期金融工具限制，1998年5月开放金融机构发行定期存单、附回购协议。股票市场：1998年5月，取消外国投资股市比例上限，并允许恶意并购，外国投资国营企业的股权上限由25％提高为30％。

    在国内金融市场方面，韩国加速促进金融市场深度化。为加速不良放款的处理，并提高金融机构资金募集的能力，韩国致力健全资产证券化的法制环境，建立资产证券化制度，并促进法人机构的发展，以扩大、活跃资本市场；发展债券市场扩充债券种类，设立信用评级机构，增强债券市场流动性。

    韩国镜像中的中国金融转型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周年，这是回顾和展望金融体制改革的合适时机，而把韩国走过的历程当作镜像，能够提升我们回顾和展望的效率。

    金融改革路径无疑植根于整个经济体制变迁之中。总体而言，与韩国相比，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进展较为迟缓。顺承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我国的金融部门改革也力求在稳健的前提下推进，在一定意义上承担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断后支撑力量。

    中韩两国金融体制转型的初始条件较为相似，只是中国金融体制经历了比韩国更为严重的金融压力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间，中国的金融体系基本上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金融体系，最基本的特征是“大一统”的银行制度，人民银行自1948年成立之后就一直是全国的信贷中心、结算中心、货币发行中心。

    1978－1984年金融改革进入准备与起步阶段。陆续恢复和设立了专业银行机构，中央银行功能初步独立，商业银行信贷资金主要来源于吸收储蓄，而不再是“统存统贷”。1985－1996年的转变与探索阶段。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中央银行制度得以巩固；陆续恢复和成立了一批商业银行，如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民生银行等；发展了一批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信托租赁机构等；组建了一批保险公司；证券业快速崛起。

    1997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才有所加速。1999年相继成立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施金融不良资产剥离，启动资产证券化；完善分业监管体系，初步实现调控和监管只能分开。1998年证券、保险市场的监督管理由人民银行独立出来，划归证监会和保监会监管，2003年银监会从人行融监管体系中独立出来。

    在对外开放方面，1996年12月1目．中国正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接受第八条款，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实现自由兑换。2002、2003年QFII和QDII分别启动，资本项目开放也打开了两个可控的口子。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迈上了新台阶。2004年以来，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陆续获得汇金公司的注资，除农行外，均已在国内外上市。

    纵观中韩两国的金融改革路径，韩国主要是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下推进的，国际组织对照成熟国际主流成熟金融体制，制定一步到位式的改革策略，以期在较短的时间里让整个金融体制走上较为规范的轨道。显然，这个策略是并不能在所有国家获得成功。俄罗斯和拉丁美洲部分国家并不成功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鉴于中国计划金融体制的长期积弱以及整个经济社会系统的错综复杂，我们也不可能跑步进入成熟金融体制国家之列。迄今为止，渐进式的改革在经济领域是成功的，在金融领域也是如此。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相对于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学家萨克斯认为，中国改革虽然总体上看上去是所谓渐进的，但有时却是相当激进的。比如，农业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是被迅速推进的。某些金融改革也是如此。显然，在整体渐进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更多大胆的突破。在这些方面，韩国是我们值得考量的案例。

《证券时报》 2008年5月28日 评论 约稿   

    如果未来一段时间通胀没有明显下降，反而出现加速恶化之势，那么，政策面将不得不加力收紧，“冷火鸡”式的治理方案很有可能取代当前较为温和的治理政策，届时，反通胀成本将急剧上升。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反通胀和避免通胀失控的必要前提，但对实体经济和经济主体而言，财政政策更为灵活有效。财政政策转向涉及很多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通常有较长的内部时滞。但做这一努力是必要的和值得的，因为此轮通胀很可能不会是一个短期现象。

    通胀正在席卷全球，最近甚至有媒体称通胀已取代次贷危机成为全球经济的首要威胁。对中国而言尤为如此。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风险集中在通胀压力上。今年以来，尽管中国经历数次变故，但实体经济的增长面仍保持向好态势。然而，一个悲观预期是，如果未来一段时间通胀未有明显下降，反而出现加速恶化之势，那么，政策面将不得不加力收紧，“冷火鸡”式的通胀治理方案很有可能取代当前较为温和的治理政策，届时，反通胀成本将急剧上升。

    为了避免这种不堪承受的局面的出现，货币政策理应坚定从紧。与此同时，财政政策的调整也是反通胀的重要一环。这一点还未得到充分讨论。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反通胀和控制通胀免于失控的必要前提，但对实体经济和经济主体而言，财政政策更为灵活有效。在反通胀的征程中，适当的财政政策应该成为降低反通胀成本的重要配套政策。

    财政政策转向涉及很多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通常有较长的内部时滞。但作这一努力是必要的和值得的，因为此轮通胀很可能不会是一个短期现象。从外部看，通胀是一个世界现象；从内部看，我国的通胀压力尚为完全释放，并且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通胀压力有可能长期化。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全球大家庭的通胀格局。中国目前的通胀在8％的高位通道中运行，这是12年来的新高，而一年前的通胀率仅有3％。俄罗斯更是达到了14％。大多数石油输出国同样也正在经历着两位数的通胀。印度中央银行更加关注的批发价格指数也达到了4年来的新高7.8%。印尼的通胀已达9％，随着政府提升燃油价格25－30％，下月通胀率将达12％。拉丁美洲的通胀史以惊心动魄著称，现在的通胀形势比历史上的最严重时期已有所缓解，即便如此，巴西、智利和阿根廷最近的通胀率也都分别达到5％、8.3%和8.9%，远远超过去年同期水平。在发达国家，G7通胀率由去年同期的2％提升了现在的3％左右，应该说，它们的通胀并不像新兴国家严重，但令人担忧的是，与通胀压力抬头相伴随的是经济增长放缓：美国经济徘徊在衰退的边缘，而欧元区经济增长也开始放缓慢。

    或许对1970年代的大通胀时期影响过于深刻，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曾将通胀描写为“像鳄鱼一样凶残，像全副武装的强盗一样令人心惊肉跳，像杀手一样致命。”然而，不幸的是，种种迹象表明，1970年代的全球通胀很可能会再度上演。与1970年代一样的是，很可能这次也同样伴随着某种程度的经济衰退，面临滞胀风险；而与1970年代不同的是，此番全球通胀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将超过发达国家，而在1970年代，“滞胀”主要在发达国家爆发。

    其次，中国通胀压力的长期化还有着内部因素支撑。一方面，我国当前的通胀率被低估，随着时间推移，全部通胀压力显性化的压力就越大。与开放的小国经济体不同，部分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规模、食品的自给率，中国的通胀还没有出现加速上涨的苗头。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较低的物价并没有反应真实的通胀压力。在价格管制下，燃油、粮食、公共服务等与家庭生活费用直接相关的重要价格与国际市场的价格走势并未接轨。如果全球通胀会持续下去，国内外重要商品的价格背离到底能维持多久就自然是一个疑问。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会进一步加大通胀压力。此轮价格上涨的领域正是我国存量体制集中的领域。在农产品部门，我国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效应并未完全消除。当前，几乎所有的农业生产投入品价格都在上涨，而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则受到限制。要巩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这种状况很难持续下去。在资源品部门，我国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环境成本一直未能体现在企业的生产成本中，随着节能减排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能源价格将逐步体现其整个的社会成本。

    应对通胀压力，紧缩的货币政策固然是首要的。正是得益于全球主要中央的合理货币政策，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基本稳定。笔者在本版曾多次分析指出当前坚持货币政策继续紧缩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为因年初严重的冰冻雨雪天气而改变，同样也不应为地震灾害而改变。

    但是，勿庸置疑，在与通胀的斗争中，财政政策也应该作出应有的贡献，并且，这一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紧缩的货币政策能够控制通胀的失控，但会给经济增长和家庭生活质量造成一定成本。正因为通胀是一个全球现象，我国货币政策过度紧缩的空间受到限制，而经济结构调整所造成的通胀压力将通过部分价格的相对上涨而体现出来，这些价格上涨很可能会对生产生活造成过多的影响。

    总结起来，财政体制转型至少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减轻反通胀的痛苦和成本。

    第一，财政应配合价格管制，对受影响较大的部门和群体实行补贴。为了控制物价上涨失控，在一定时间一定区域实行物价管制是必要的，但物价管制必须尽早考虑放开，同时应配合实施财政补贴政策。现阶段，国家财政对石油电力等强势部门补贴较为充分，但对于农业的补贴没有很好到位。最近一段时期，农村地区的通胀率总是高于城市地区，农民的生活成本上升很快，在粮食价格和粮食流通体制尚未完全市场化的背景下，应该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

    第二，财政补贴的对象应部分由生产者转向消费者。一般来说，为了减轻通胀的痛苦，政府由两种解决通货膨胀的财政补贴途径，一是补贴生产者，二是补贴消费者。目前中国采取的方法基本是补贴生产者。显然补贴生产者是以价格管制为前提的，而价格管制扭曲了价格体系，会造成各种问题。一个替代的办法是适时放开部分物价管制，价格由市场确定，而对最终消费者实行补贴，抵消其实际收入的下降。经济学原理的答案是，补贴消费者具有更高的效率，因为价格体系未发生紊乱。

    第三，稳健的财政政策应该更具有灵活性。随着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的开展，以积极财政政策为标志的凯恩斯主义方案受到各界提倡，但笔者认为，大力增加政府生产性支出只应限制在局部地区，不应扩大到全国各地。总体上而言，我国的财政模式应该转向公共型财政，而不是建设性或生产性财政。这要求稳健的财政政策应由更强的灵活性，有保有压。

    其四，财政政策应该帮助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换代。如上所述，中国的通胀压力带有很强的结构性。紧缩的货币政策不能解决结构性矛盾，而只能为其赢得时间和空间。财政政策能够通过税率、补贴、财政投入等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根本上解决通胀压力。

    在通胀环境生存是痛苦的，但相关政策有能力减少这种痛苦。为此，如果说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必需的，那么合理的财政政策或是更为根本性的。 

作者：王卫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财经网 2008年5月21日

还是法学教授讲的到位！ 

【背景】日前，国土资源部召开全国土地违法百日行动成果发布会。在这次行动中，北京市共清查违法违规用地1283件。
对于小产权房的问题，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局长樊志全重申，小产权房不受法律保护。“我比较赞同一些专家、学者的说法，小产权房就是无产权房，在建设过程中没有经过批准手续，所以不会受到法律保护。”樊志全说，北京已经对通州张家湾、房山琉璃河进行了专项查处，但因为小产权房的形成在时间上有一个过程，在形成原因上也比较复杂，因此，还没有形成最终的处理意见。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认为，城市居民到农村购买小产权房，跟城市居民购买农民的蔬菜本质上没有差别。农民把自己生产的东西供应给城市人，城市人当然可以买。既不是偷来的，又不是抢来的，你有权卖，我就有权买。但是，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农民生产农产品投放市场是农民跟农民之间的竞争，农民生产住房产品投放市场是和谁竞争呢？那是和城市人竞争。确切地说，是同垄断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权贵利益集团的竞争。小产权房动了谁的奶酪？动的就是这部分人的奶酪。
　　在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举行的研讨会上，王卫国指出，所谓小产权房，无非就是从原来只能生产农业产品的集体土地上划分出一种新的类型，叫做建设用地，然后在这种类型土地上开发生产新的产品，这就是住宅。
　　什么叫权贵？王卫国有一个定义：凭借政治上的强势地位，滥用公共权力，攫取社会资源的特殊人群。也许在所有的社会中都会有这样的人群。现在的基本格局是权贵和腐败的官员勾结起来，控制了从规划到土地到建设许可到强制征收和强制拆迁的一系列的行政权力。然后，他们向开发商进行权力寻租，从某种意义上讲，开发商不过是他们的代理人。由此而获取开发所得的巨额利润。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进一步地以寻租所得去腐蚀司法、行政执法和纪检监察，目的是压制受害者的权利诉求和建立逃避法律追究的保护网。他们挣的这些钱也不完全是自己消费和挥霍，他们要拿出巨额利润的一部分，又去租司法权、监察权和行政执法权，再来罗织他们的保护网。在这个过程中，会制造出一大批的受害者，城市拆迁户和失地农民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受害者，所以，需要这个保护网来压制受害者的权利诉求。这当中有大量的腐败行为，包括侵吞国家的土地收益，包括非法占地、批地。刑法有非法占地罪和非法批地罪，但是，没有看见一个案例去追究这个罪。
　　王卫国指出，从制度层面上讲，权贵集团的主要利益保障就是一套土地垄断的机制。土地垄断的实质，第一就是垄断了市场的定价权，第二是垄断了金融资源。我们观察到，这些“房地产大鳄”已经暗地里建立起他们自己的隐形俱乐部，房地产的价格都是他们私下商定的。垄断市场定价权是他们掠夺市民钱袋子的保障。还有就是垄断了金融资源，实际上，开发商或权贵集团赚走的钱基本上都是来自银行。银行是风险的承担者，前期是由银行贷款进行开发，后边就是银行给购房者贷款来支付房价款。两头收到的钱都是来自银行，银行得到的是债权，一个是面对开发商的债权，一个是面对住房户的债权。如果一旦发生经济衰退，开发商不还钱，老百姓还不了钱，那会形成多少的不良资产？会给我们的金融业带来怎样的后果？无论如何，他们是稳稳当当把钱拿走了。
　　所以，王卫国认为，对于权贵集团来说，封杀农民的住房产品的合法流转有两层含义，一是防止农民的住房产品大量进入市场，拉低房价，损害他们的垄断利润，二是防止农民的房地产事业与他们争夺金融资源，因为金融资源还是有限的。垄断土地也就是垄断金融资源，因为贷款需要抵押，农民的土地如果不能流转就不能抵押，也就没法向银行贷款。所以说，谁拥有可流转的土地，谁就可以凭借这种土地向银行贷款，就可以取得金融资源。土地和资金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拉高房价，就给他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利润。
　　王卫国补充说，权贵集团垄断金融不仅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还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副产品，他们得到了法律上的特别保护，可称之为“绑架金融”。一旦政府和司法机关发现了他们的违法行为以后，在追究的时候就会投鼠忌器。如果把他们抓进去了银行的债权怎么办，所以欠银行越多他越安全，这就叫“绑架金融”。■

《证券时报》 2008年5月16日 评论版 约稿

    简单将这次地震灾害与此前的非典或美国“9·11”事件相联系并不合适，得不到我们所需要的决策信息。对宏观经济运行而言，地震主要加剧的是通胀担忧，不是经济衰退，这与现行的紧缩调控的着力方向是一致的。同时，地震没有动摇社会信心，更没有出现悲观情绪笼罩下的流动性萎缩。救灾最需要的是微观的、有针对性的直接救助，而不是一刀切式的放松。

    惨重的地震灾害为本已复杂的宏观调控局面再添变数。至少在一部分学者看来，从紧的宏调政策正面临着是否需要放松以帮助灾难救助和灾后重建的权衡。笔者认为，紧缩调控的路线尚没有改变的必要。简单地将这次地震灾害与此前的“非典”时期或美国911事件相联系并不合适，得不到我们所需要的决策信息。

    在当前的形势下放松宏观调控的力度无疑是艰难的。今年1－4月的宏观数据显示，通货膨胀形势未见明显好转，反而有从食品部门向其他部门扩散的风险。与此相对应，央行在日前发布的《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呼吁，把控制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增强调控的预见性和有效性。这个判断虽然是沿着年初以来的政策路线展开的，并且未将猝然发生的严重地震灾害考虑在内，但还是符合当前宏观经济的基本形势的。地震造成了触目惊心的灾难，但不可能对成为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灾难性事件。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对宏观经济运行而言，地震主要加剧的是通胀担忧，不是经济衰退，这与现行的紧缩调控的着力方向是一致，并没有发生背离。纵观前四个月的经济数据，宏观经济的风险主要集中于通胀压力而不是经济衰退。勿庸置疑，惨重的地震灾害也对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了震动和变数，不过，地震的负面影响主要还是体现在物价上涨压力上，对整个宏观经济基本面没有造成重大冲击。

    具体来看，在物价方面，地震灾难将会增加食品和猪肉价格上涨的压力，灾后重建也会明显提升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这些物品在当前的物价走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影响物价形势的最敏感的组成部分。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国家发改委表示，将密切关注地震地区的主要商品价格，若有必要它有能力进行干预以防止物价飙升。在经济增长方面，四川省的GDP相当于中国GDP的4%左右，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比重，并且四川也不是位居前列的出口大省。这意味着，地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基础没有影响。

    其次，地震没有动摇社会信心，更没有出现悲观情绪笼罩下的流动性萎缩。现在我们还无法估算地震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但与直接经济损失相比，灾难对经济运行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对信心的打击。主张放松调控的论者或许联想起美国911之后，美联储果断地大幅降息，以刺激经济。这主要是考虑到恐怖事件对人们信心的打击。反观我国，应该说，地震并没有影响造成类似负面效应。事实上，政府对灾难所作出的快速反应，以及各界立即展开的救援募捐活动帮助提振了社会经济的信心。同时我们看到，地震也没有导致金融系统的流动性紧缩。股市的表现证明了这一点。在经历了短暂的震动之后，市场重归平稳。这与911时美国金融市场的波动也不具有可比性。

     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当前的形势与五年前的“非典”时期相联系。 “非典”在2003年4月份对整个国家有很大的冲击，因此在非典阶段就不得不把事先设计好的有关适当收紧货币供应量政策调整为冷静观察。然而，“非典”时期至少在两个方面与当前的形势大有不同。其一，“非典”波及范围极广，严重影响了生产消费出口等经济活动，更重要的是，“非典”还打击了人们的信心，滋生出明显的悲观情绪。这些现象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其二，“非典”时期的宏观经济景气周期处在刚刚开始启动恢复的阶段，当时的通货膨胀也在较为低位的通道运行，保护经济增长势头的重要性超过了控制通胀抬头的重要性；而当前经济景气周期则处在经济增长高位运行、通胀形势演变有加速恶化的阶段，宏观调控的主要矛盾已变成防止经济增长过热和控制物价加速上涨。考虑到这两点差异，灾难时期的货币政策不能一概而论，而应顺势而为。

    如果要进行比较，笔者认为，与上述事件相比，年初的严重雨雪冰冻灾害更具有可比性。两次灾难发生的时间间隔较短，宏观经济形势大体相同，并且，其主要负面影响体现在对物价上涨的压力，对实体经济增长未构成重大挑战。我们注意到，年初困难时期同样有声音要求放松紧缩调控，但宏观政策环境并没有改变，事实证明这是明智的。这次也是一样。

    紧缩宏观调控所获得的初步成效来之不易。最近的经济金融数据显示，流动性过剩局面出现一定程度好转。储蓄存款明显增加，居民户贷款和居民消费贷款则有所下降。这表明，过剩流动性已有部分回流银行系统，央行提升存款准备金率等回收措施将发挥更有效的作用。但为了避免中美利差进一步扩大，而导致投机资金加速涌入，负利率现状一时难有改观。我国当前的实际利率（名义利率扣除通胀率）为－4％左右，而有研究显示，维持宏观经济经济平稳的中性利率约为8％，两者相去甚远。这体现出，货币供给的总体环境还是偏松的。即便如此，应该指出，这种局面仍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得以实现的。在美元走弱，美联储大幅降息的背景下，流动性过剩和通胀压力是一个全球现象。在此环境下，宏观调控坚持从紧亦是大势所趋。

    总之，在当前形势下，放松调控的建议可能是药不对症，应对灾难的正确宏观调控政策是应该坚持从紧基调不动摇。

    当前，救灾最需要的是微观的、有针对性的直接救助，而不是一刀齐式的放松。就金融救援来说，人民银行已决定对受灾严重的川甘两省安排增加共计为55亿元的支农再贷款额度，集中用于解决辖内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支付头寸和流动性需求，以及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的信贷投入。该举措具有很强针对性。相反，如果就此放松整个货币信贷系统的信贷规模限制，则可能是反应过度了，并对政策的连贯性和公信力造成负面影响，容易引来政策还会继续放松的预期。笔者的预测是，如果放松调控，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物价上涨可能会被放大，并传染给其他部门，这种局面是政策面最不愿意看到的。